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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大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 :心中的那块高地

每个在高校做老师的,都有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理解和对待。就我而言,之所以放弃一些在很多人看来很光鲜的东西,是因为在内心觉得这里是一块高地。

按“校年历”算,到高校整整一年了。再过几个小时,就是九月一号开学日了。过去的一年间,不断有人问,为什么要起这么大的变化?我一直未作答。前几天,又有约我写点关于老师的文字,我这新来乍到的,写这个肯定不合适,但我还是答应了,正好借此给关心我的亲朋挚友一个交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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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上,去高校是早十年前就起了的心思,说过好几次,但都就过去了。这一次是很决绝的,一则因为换岗位后琐事缠身不能专心学问越来越心生恐惧,更主要是自己所在的年龄坎上,不再迈出这一步就不会再动了。多亏了新老东家主政者的开明及方方面面的关照,顺顺当当地如愿进了高校当起了教书匠。

每个在高校做老师的,都有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理解和对待。就我而言,之所以放弃一些在很多人看来很光鲜的东西来从事这一行当,是因为在内心觉得这里是一块高地,还有种神圣,你自己在这里可以当真,可以去坚守,而不管别人怎么看、怎么对待。

我执意到学校的最主要理由,就是要对中国所发生的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给出个说法。

由于我在体制内工作前前后后加起来做了近三十年,见证了中国变革最辉煌的时期,觉得这是一笔财富,是一种比较优势,更有一种使命,从中挑一件或几件事花功夫从事研究,也许能搞出点东西,就是不成,最起码也可以留下一些文字,让以后的人了解一个时期的中国发生了什么。

最有意义也最要紧的一件事,是找出中国变革的独特性。

在我看来,中国这场伟大转型是由三个维度呈现:独特的土地制度是引线,人口出村的工业革命是爆破点,城乡转型路径是命门,这其中每一块都有中国这一次与历史和世界的不一样。不管搞成什么样,既然自己认定这是个事,就把它当做个大事去做,学校的好处是,你有自由、时间和条件去当真,先去查、去问、去跑,搞到什么程度再说。

第二件当然是到学校的正事:教书。

到学校上课这件事在我内心是看得很重的,进校门第一个进脑子的词是:传道授业解惑,这是“圣人”做的事,是“先生”的事业。

我开的第一门课是给本科生上发展经济学。备课之前,找来了能找到的有关发展的教科书,看了后还是决定自己来,原因是这些教材的理论与我理解的发展差别太大。为此,我对课程体系做了全面改造:

一是将发展的经济学改为发展的政治经济学,将发展的政治与经济关联,把制度引入对发展的解释。

二是将历史与当代贯通,以先发国家作为发展的借鉴。

三是将中国与他国串联,将中国跟他国的比较可以更清晰地看清你做了什么,做得怎么样,也是一件把学生拉近现实的做法。

四是理论与案例结合。

经过这一改造,这门课一下子就变得有意思了。从新学期开始到结束,学生是在不断变化的。而且在批改案例时能够感受到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都很到位,这让我很兴奋。

到学校后还仍然坚持的一件事实际是我的老本行,就是对公共政策的影响。

在我看来,通过向有公信力的媒体撰文影响公众,发专业的声音,就重要公共政策进行评论,是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社会多元化,信息越来越庞杂,公众越需要有负责任的声音。

干这个行当是自己主动选的,要做的这几件事也是自找的,能坚持多久,能做到什么程度,全在这块高地在你内心的分量。写上这些文字,是一份交待,更多是一份提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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